陶斯亮：慈善是一种优雅的价值观

见到陶斯亮时，这个83岁的老太太刚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出差回来。县里的11所小学，她已经资助了24年。

从世纪初兴建教室，到现在培训心理老师，做赋能性的工作，陶斯亮见证了国家基础教育的变化。虽然年至耄耋，她依旧愿意自己走到一线。今年她已经参加了12次活动，出了7次差。

在83年的生命历程中，陶斯亮把四成的时间贡献给了慈善。她在三家慈善机构做过负责人，经历过半年发不出工资的窘境，也体验过每年能筹集一亿元善款的欣喜。

如今，她依旧保持着最初的纯粹，努力让每一分善款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在她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痛点被政府部门看到，最终形成能够解决问题的政策。而那时，陶斯亮会悄悄地退出，找到下一个“更难啃的骨头”。

2024年9月，陶斯亮（图中白发老者）回访东乡小学。图源：爱尔公益基金会

“活下来就算初步成功”

担任过三家慈善机构负责人的陶斯亮，最大的感受是：“在中国搞慈善公益，说一千道一万，活下来就算初步成功。”

陶斯亮还记得自己接手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听基会）时的窘境。基金会成立初期，没有办公室，半年发不出一分钱工资，五六个人干瞪眼。基金会没有名气，和企业界也不熟，陶斯亮不知道怎么去筹钱。

为了能吸引更多人来捐款，陶斯亮把自己的“老姐们老哥们”请来站台，李敏、陈伟力、朱和平……随着越来越多的元勋后代的加入，陶斯亮开始通过慈善义卖筹集善款。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捐赠的一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4个人的合影，拍得16万元善款，她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甚至拍得了50万元。

“红二代”的身份对于陶斯亮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抓手。但真正经营一个基金会，并不只在于筹款。

2018年，爱尔向日葵计划（京津冀）项目中，陶斯亮看望孩子。图源：爱尔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的财务负责人程瑞珍跟了陶斯亮十几年，50多岁的她，受陶斯亮影响，也成了“拼命三郎”——在办公室加班梳理基金会账目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陶斯亮很信任基金会的员工们，“我去外面开辟战场，你替我守住疆土。”于是本来应该退休的程瑞珍，听了这句话，甘愿在基金会继续工作下去。

陶斯亮对于善款的尊重以及基金会的透明度，使得爱尔公益基金会在成立3年后，就被民政部门评为5A级公益组织。

“公益就是要做最难的事”

陶斯亮所做的大多数公益项目都是救助类的项目。从“智力工程”到脑瘫患儿救助，那些别人觉得耗资大、社会关注度小的公益项目，她总是愿意去做。

20世纪90年代初，大量碘缺乏症导致的低智力人群让陶斯亮触目惊心——很多省份整个村子的人智商在70左右徘徊，建得很漂亮的希望小学里，孩子们永远读不过四年级——明明人一生需要的微量元素碘只有一勺，却有那么多人因为这几十克的物质失去了正常生活能力。

为协助政府完成在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的承诺，陶斯亮所在的中国医学基金会在1993年开展了“智力工程”。

陶斯亮知道，这件事情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才能彻底解决。于是她借助自己此前在中央统战部的资源，促成30多人的“碘缺乏病承德考察团”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