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慈善是一种优雅的价值观

来自各行各业的官员、知识分子看到碘缺乏病的严重程度，在多种场合呼吁。1994年10月，国务院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条例》（国务院163号令），要求全国执行，碘缺乏病在中国渐渐得到控制。陶斯亮也悄悄地退出，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在陶斯亮看来，社会上最需要救助的群体就是残疾人。她年轻时，做过19年医生，但因为一些意外离开了医院。“我其实特别热爱医学，一直想做点补偿。”

2005年，在原卫生部人事司领导的多次劝说下，陶斯亮出任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简称“听基会”）理事长。2009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在上海成立了“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成立时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帮助刚出生的孩子做抢救性听力恢复。“我们计划给0-6岁的孩子配助听器，可以解决后续政府的很大负担。”陶斯亮说。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主要领导听说后，算了一笔账：救助一个孩子需要8000元至10000元，每年新出生的听障孩子数量也就三至四万人，这部分国家完全可以兜底。于是这位领导把情况通报给国务院，此后国家财政每年拨付四亿元，开展“中国贫困0-6岁儿童听障救助计划”。

资金解决了新生听障儿的问题，但陶斯亮觉得这些救助并不够。我国的听障人数超过2000万人，居视力残疾、肢残、智残等五大残疾人群数量之首。陶斯亮一直寻找着可以帮助到更多听障人士的办法。

2011年，在听基会理事万选蓉的建议下，70岁的陶斯亮飞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拜访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创始人比尔·奥斯汀，劝说他帮助救助中国的贫困听障人士。

那时的奥斯汀在全球做了多年慈善救助，他知道中国的情况，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合作单位，一直没有走进中国。

“当时我有点自我吹嘘了，我说我是中国市长协会的会长，听基会的理事长，只要他来中国考察，我全程接待他。”陶斯亮记得，三个月后奥斯汀就来到中国，两个人相谈甚欢。“在签合同的时候，他说要签订十年之约。我说我们俩七八十岁的人了，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说不定呢。他说即使是走不动了，爬也要爬到中国来。”

转年奥斯汀飞到西安和成都做试点，为了保证每个获赠的人都能顺利到场完成配戴，当地政府划拨了辅助基金，请专车接送需要配戴的听障人士。

“奥斯汀觉得中国的政府公益很强大，他经常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是他最佳的合作伙伴，政府让救助变得高效、有秩序，国外依靠NGO、志愿者力量跟这个是不可比拟的。”陶斯亮说。

尊重每一个受捐者

陶斯亮记得，奥斯汀来到中国捐赠助听器的时候，从早到晚都要站着工作，这样方便给残疾人士验配助听器。“有一次他在前一个国家做助听器验配时扭伤了腰，走路有些跛，但是他不愿只做指挥者。他是医生、听力设备工程师，是最有经验的技术志愿者，所以他要亲自动手。”

奥斯汀会从全世界邀请医学专家为听障患者验配助听器，每次都要搭建舞台，给患者一个完整的捐赠仪式。陶斯亮思考了很久，为什么奥斯汀会这样做。最后她想明白了，国外平时穿着不修边幅的人，到了慈善晚宴都会穿上燕尾服、礼服，就是要给慈善以尊重。

“中国人有爱心、有善心也有善根，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有善文化，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东西。想来想去，我觉得缺的是对慈善的尊重、对需要帮助的人的尊重。”

后来爱尔公益基金会组织听力救助活动的时候，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会一直服务听障老乡。每一位听障老乡都有人接送，感觉到被尊敬、被友好包裹着。